一名教授學習如何將教學方法改為開放源碼

77 歲這一年，我發表了我的第一本電子書，並在大規模網路免費公開課程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MOOC) 開班。而這些都不在我原先的計劃之中。

我之前想要寫本名為 Forms for a Future 的書，內容有關於為了有價值的未來生活，我們所不可或缺的公民討論。因此在離開教育界 15 年之後，在 2007 年秋天，我在榮譽學院 (Honors College) 談妥了一個兼任職位，打算讓一個小的大學本科班幫助我集中注意力。這個課程每週三次，有三本必要的全本教科書。

這次回歸所見是我所未曾預料的。

我的學生全都是千禧世代。有個男學生每次出席時總帶著一隻耳機。所以，我問他：

「你左耳在聽什麼？」

「音樂。」

「右耳呢？」

「聽課。」

「為什麼？」

「這樣學習效果比較好。」

「對其他人也一樣嗎？」

「當然。」

之後他反守為攻。用一種非常誠懇的語氣，問道，您覺得這樣對您不敬嗎？

我說，沒有，現在沒有。不過，我得問一下。

這場對話反映學生學習與教師教學方式的許多改變。如今，在我的課堂裡，沒有教科書。課程是虛擬的。沒有講座，所有的實質教材都從線上取得。

但是，使用開放源碼教材並非僅是課程設計，也是教育學的一種方法論。我的課程結構得以讓身在現場或遠方的學生，在當下或其他時間，取得同樣的教材，不論他們能否直接與我會面，不管是免費上課或者得為了學分支付費用。藉由了解學生從我們的教學中學到的，我們能夠從學生身上學習如何教學。這種相互參與的層次是真正令人興奮的部分。就像他們需要我們一樣，我們也需要他們。

這些課堂運作的改變，促使我對我的教學風格演進作出反省：從課堂講授與印刷書籍，到使用互動式 iBooks 與 MOOC。這項轉變並不如所見那般的突然。回顧過去，25 年前我的一個經驗，正是教育即將面臨改變的一個指標。

當時，我擔任教授的那所大學有三節的心理學導論，各有 350 名學生。課從 9am、11am、1pm 開始，由一組講師教課。每位講師講授他們在心理學方面的專業，進行由機器進行評分的多選題考試。

不用說，學生們並不喜歡這堂課。學生的態度與選課動機和講師們有很大的關聯，氣氛充斥著競爭意識，而非相互參與。就像是我幫一名休假中教授代課的那一年。那是個可怕的秋季學期，鮮少有任何形式的參與。一開始我怪罪學生，之後，我認為如果我們要讓學生吸收教學內容，我也有責任改變教學方式以便讓他們參與進來。

在接下來的春季學期中，我在課程第一天站在倒數第二行的學生中間，講起 1964 年在紐約發生的吉諾維斯謀殺案，當時 38 名目擊者在一旁袖手旁觀。我向學生打趣說他們都沒有名字。在該課程的學生教學大綱中，我加入了製作大型名牌。之後的五堂課，我鼓勵他們把名牌掛在脖子上。在接下來的那堂課，他們發現到，我已經用教科書裡的社會影響力五大原則，說服了他們幾乎所有人掛上名牌。

每堂課都會以某種方式體驗社會心理學的某些概念。在學期末，課堂上出現的學生比選課人數還要多。他們帶了朋友一起來上課！這個實驗造成某些轟動，主席要求我針對我的教學方法舉行座談會。不過，到了年底，所獲得的共識是我在迎合學生，而這件事只有我會做。

如今我理解到我們當時並沒有充分了解。需要對結果負責的，並不是表演，而是編排。我有了新的評量標準，重點在於作為學習者的學生們，而非作為教師的我。

身為學者，我們相信知識屬於公眾。創造一種方式，讓學生體驗到在課堂所學的概念，是學術的一種形式。這應該是公開知識。開放源碼教學與學習使這一切成為可能。翻轉傳統課堂著重的是學生對教材的參與，而非施教者。

當我最後在 2007 年重返課堂時，我再一次發現到，改變教育方法讓學生參與其中是我的責任。令我驚訝的是，運用 21 世紀的數位科技能更輕易地達到更高的學生參與度。如今，我有不同選擇。偶爾，我會講課，不過大多數時間我會看著我的學生，看他們按照我為他們設計的曲子來演出。我的教學越來越個人化，最棒的是，更為有趣了。

今日的開放源碼技術更加值得看重。它們讓學生在最適合他們情況的時間與地點完成目標。在社交上，它們更具合作與參與性，技術上，它們允許對更為包容、全面、更具參與性與新穎的教材，進行有效的取用。

值得慶幸地，我改變了我的觀點還有更多更多。我的書 Forums for a Future 已經完成了，在 USF Canvas.net 上可以找到它的 MOOC。

◎本文翻譯自 OpenSource.com，原作者為 Edward Renner：
https://opensource.com/education/13/9/open-source-teaching-metho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