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 BusyBox 案例看美歐爭訟實務的差異與轉變

歐洲在過去 4 年，陸續產生 5 件 GPL 的法院案例，其中 4 件在德國，一件在法國，美國則是在 2007 年年底一口氣有 4 件 GPL 的訴訟案出來。在美國這 4 件案子出來前，就有不少人問我，美國既然是自由／開放源碼軟體的發源地，卻遲遲未見 GPL 法院訴訟，反而在德國產生了第 1 件 GPL 的訴訟，原因為何？現在美國有了案例，就讓我們先來大略瞭解一下這 4 個案例的始末，然後再來看美歐面對法律爭端時，處理態度的差異在那裡。

美國這 4 個案例的原告皆是一樣：兩位 BusyBox 的核心開發者 Erik Anderson 與 Rob Landley，著作權利受到侵害的程式就是 BusyBox 這個輕量級的 UNIX 工具組（註一），被告分別是 Monsoon、High-Gain Antennas、Xterasys 與 Verison 4 家公司。這 4 件案例的侵權模式大同小異，都是被告公司在其產品的韌體利用了 BusyBox 程式，卻未提供取得產品者一個可以取得 BusyBox 程式原始碼的管道，BusyBox 透過律師向被告發出警告信，被告公司並未有任何的回應，或者即使有回應雙方卻未達成具體而滿意的共識，因此 BusyBox 最後委託 SFLC（註二）向法院提出控訴。

因為 4 案的背景類似，所以訴狀內容的架構也一樣。與我原本內心期待不同的是訴狀的複雜度：原本期待訴狀中會有個意外曲折的複雜故事等著我，結果取而代之的卻是清晰簡單的直述文字，4 份訴狀主文包括首頁尾頁在內都未超過 9 頁，最後則是附上 GPL-2.0 作為附件。其中，基於著作權被侵害而向法庭提出的 5 項請求也是相同的：

1. 發出禁制令：禁止被告方繼續重製、修改、散布或行銷 (marketing) 任何侵犯原告權利的軟體；
2. 賠償損害：損害範圍包括了實際與間接的損害，實際應賠償金額則透過訴訟過程來所認定；
3. 給付侵權行為利益：被告應說明侵權行為所產生的所有利益，並交還原告因為侵權行為所產生的利益；
4. 支付訴訟費用：被告支付原告包括律師費、法院程序費用等等的各項訴訟費用；
5. 其他法庭認為公平與適當的救濟。

在控訴提出的一個月到數個月不等的時間裡，各被告公司均與 BusyBox 達成和解協議。除去被告公司釋出原始碼的時程略有不同外，這些和解協議的重點均相同，共有 4 點：

1. 被告在內部指派一位開放原始碼協調員 (Open Source Compliance Officer)，負責監管與確認該公司的相關措施符合 GPL 的規定；
2. 被告必須將之前散布的 BusyBox 版本的原始碼公布在網路上；
3. 儘可能地通知之前取得產品之人，讓這些人知曉該產品韌體採用 GPL 授權與 GPL 所規定的各項權利；
4. 被告賠償原告一筆金額，金額均未公開。

4 個案子中首先發難的是 2007 年 9 月底控訴 Monsoon 一案，這個時間點是在 SCO 控告 Novell 一案法官做出 Novell 擁有著作權的裁定之後（註三），所以筆者自行臆測，也許 BusyBox 的核心開發者早有針對侵權利用情形採取法律行動的打算，但因為 UNIX 的著作權歸屬尚未清楚，採取正式法律行動的勝算無法確定，直到法官做出 Novell 擁有 UNIX 著作權的裁定，再加上 Novell 一慣支持開放源碼的態度，BusyBox 這時才敢無後顧之憂的採取法律行動。

這 4 個案子有個共同的特色：快速達成和解，而快速達成和解的背後意義則是減少金錢損失，因為英美法院實務的訴訟程序都相當長，訴訟拖越久，週邊效應越難估計與掌握，相當不利於被告公司，此外一旦法院若發出禁制令，被告公司不得出貨販售爭端產品，對於商業公司來說將會產生相當大的金錢損失。再加上所面對的是不以金錢為考量重點的自由／開放源碼社群，因此儘速達成和解是比較理智而且利於雙方的解決之道。相形之下，德國、法國這些歐洲國家的法院訴訟審理較為快速，因為快速所耗費的費用較低，因此比較不會排斥採用法院訴訟的手段，而且法院訴訟具有較強的恫嚇效果，因此第一件 GPL 法院訴訟產生在歐洲的德國，而不是在美國，這是可以合理解釋的。

其實，無論是發生在美國或歐洲的法院訴訟，其目的只有一個：希望自由／開放源碼軟體可以被他人依照遊戲規則來運用，而要達到這個目的的前提要件是，他人必須瞭解遊戲規則。提起訴訟是一種手段－迫使他人來主動瞭解遊戲規則的手段，只是因為每個司法管轄領域制度的不同，在德國運用這樣的手段可以較快看到效果，在美國較遲，結果是：在過去幾年中，美歐訴訟案數量上有明顯的差異。

長遠來看，訴訟只是一種暫時性的手段，讓這些商業公司因此來瞭解、嘗試、進而有自信地依照遊戲規則來運用自由／開放源碼軟體，才是真正的長久之計。因此在美國，既然法院訴訟耗時費事，所以 FSF（註四）在過去多以接觸、協調、溝通、並協助瞭解為主要手段，並沒有提起過任何一起訴訟。不過這樣的策略可能已經有所轉變，而 BusyBox 這 4 件案例就是這樣一個新策略的開端。其實在 Eben Moglen 辭去 FSF 首席顧問，專心 SFLC 工作的時候，筆者曾經猜測 Moglen 這項工作變動背後的原因與意義，不過當時並未有答案，現在回頭觀之，應該就是為了配合將要採取的法院訴訟措施。只是，這樣的策略轉變，背後真正原因為何，是否因為過去勸說和解措施的效果不如預期？這也是筆者會想知道的。

從客觀的事實看來，過去美歐實務不同的現象已經開始轉變，都傾向於透過法院訴訟來使侵權者來主動認識自由／開放源碼的遊戲規則。不過，這是否代表著，歐洲法律訴訟風險較美國為高的時期已經過去，仍是未知，畢竟透過這 4 件案例，在數量上還不足以歸納出具有說服力的結論，只能說，在美國實務上，法院訴訟風險也成為必須嚴加考量的一環，並不如過去是可以忽略或不加重視的因素。

註二：文中四案新聞稿與訴狀內容請至軟體自由法律中心 (Software Freedom Law Center, SFLC) 的新聞網頁中查詢。

註三：SCO 控告 Novell 一案的主要爭點在於 UNIX 的著作權，1995 年 SCO 與 Novell 曾簽訂 UNIX 著作權權利轉讓契約，但 Novell 日後宣稱依據協議內容並未將 UNIX 的著作權所有權完全轉讓與 SCO，為此 SCO 一狀告上法院。SCO 控訴 Novell 的背景事實複雜，與 SCO 控告 IBM 違約一案有關，這兩案之間的關係，請參考：邱冠勛，SCO 控告 IBM 一案，anything more left??－相關訴訟案件。

註四：自由軟體基金會（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FSF），其為知名的 GNU 開發計畫的法人代表，擁有包括 GNU 開發計畫下的大量自由／開放源碼軟體的著作權，此外也接受許多自由／開放源碼軟體的著作權人的委託來行使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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